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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四位一体的任务，即：稳增长、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深化改革。这四项任务互为前提条件、相互联结、相互交叉，共同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升级。由此可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基本上将围绕这四个要点展开局面。
稳增长
稳增长是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增速下滑太快，无论是调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还是深化改革，实际上都难以顺利进行。因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和深化改革，都需要有一个较为良好的增长环境。否则，各项工作都会恶化。当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和深化改革，又都为稳增长创造着深厚的增长基础。因此，稳增长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不过，这次稳增长与过去的保增长有五个方面的重大区别：
第一，中央目前提出的稳增长的目标是7%，与过去的保8%不同。这个目标是理性和符合实际的。我国目前无论是出口还是投资和消费，增速都遇到严重抑制，对增长的拉动乏力，加之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压力很大等问题日益显现，尤其是结构调整与改革的进展不可能太快，因而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左右实属不易。应该说，7%左右的增长，是一个既能保就业与收入，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合理增长速度。当然，这个目标必然会引起我国出口、投资、消费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会出现新的变化和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探讨，尤其是要应对转速期的各种社会问题。
第二，中央提出稳增长要有新的思路和政策，例如不再使用一般的短期的刺激政策，而是要把稳增长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更加关注调整结构与深化改革在稳增长中的作用，强调去“杠杆化”与去“行政化”，要充分利用改革与结构的“红利”。靠“杠杆化”与“行政化”而保增长的后遗症太大。同时，稳增长不能单纯依靠投资拉动，而是要注重消费的作用，消费对稳增长有持续性作用，单纯的投资拉动会形成经济的非经济性大起大落。
第三，在投资上，也不再搞全面启动的大一统方式，而是注重重点：一是注重对技术创新的投资，二是注重对企业减税，三是注重对民生的投资，四是注重应有的基础设施投资。当然，基础设施投资也要有重点，从目前来看，在基础设施投资中注重对棚户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西部铁路、城际铁路及地铁等关乎长远利益并有利于化解短缺的投资。投资优化是稳增长的重要保证。
第四，不仅只关注政府投资，而要更加强调启动社会资本投资，在金融、铁路、石油、电力等垄断性部门更大程度上向社会资本放开，充分利用好社会资本的作用，尤其是提出建立混合经济体制。单纯的政府投资会带来国进民退和国强民不富的不良后果，因而必须重视社会资本的力量。重视社会资本的作用，一是要调整价值观念，不能认为政府资本姓公，社会资本姓私；二是要调整法律体系，取消歧视社会资本的法律规定；三是要反垄断，彻底放开所有垄断部门。
第五，将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地财政政策有效结合，强调在政府负债过高和货币供应量太大的条件下，更加关注盘活存量，一般不扩大赤字和松动货币投放，确保经济高效益的增长，而不至于为了增长而引发通胀和政府高负债。稳增长不能再过多增加政府负债和增加货币投放，要控制好政府负债和货币投放。这是稳增长必须要坚持的前提，绝不能因为稳增长而突破这个前提。否则，稳增长将为未来带来极大的风险。
我认为，稳增长的底线，是要统筹规划，将稳增长与长期发展结合起来，以不带来后遗症为前提，使稳增长能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深化改革创造必要的良好环境。
调整经济结构
结构不协调甚至严重失衡，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我国目前出现的产能过剩、地方债压力过大、社会问题突现等问题，实际上都与结构失衡相关，因此，调整经济结构是我国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项任务的完成状况，直接决定着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
大家知道，经济结构调整分为同期性结构调整和升级性结构调整。所谓同期性调整，就是指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经济结构的局部失调，这种结构调整是随机性进行的。而升级性结构调整，则是经济结构升级换代性调整，大约十年八年才发生一次。我国此次是升级性结构调整，也就是要打造升级版的中国经济。
升级性结构调整涉及到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例如涉及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结构；投资结构调整，例如民生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各类产业投资之间的结构；支出结构调整，例如出口、消费、投资之间的结构调整，尤其是涉及到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目前升级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涉及到五大类产业，即：房地产产业、制造业（包括传统制造业与现代制造业）、服务业（包括消费服务、商务服务、生产服务和精神服务）、战略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生物工程、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高端备制造业）、资源类产业（包括能源与原材料）。
结构失衡往往会带来产能过剩及银行呆坏账等问题，因而我国此次产业结构调整中如何解决产能过剩及银行呆坏账等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结构调整是要付代价的，但如何使代价降低到最低限度内，是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的。目前经济发达地区的呆坏账快速增长，是需要我们警惕的，结构调整与银行呆坏账要有一个平衡点，不能让结构调整给金融业带来太大的困难。
结构调整需要注重盘活存量的问题，注重深化改革的问题，可以推资产证券化、竞争性行业非国有化、垄断性行业股份化，通过深化改革而消除银行呆坏账、失业等问题的压力。尤其是我国此次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是体制有问题，因而更应该在结构调整中深化改革。
转变增长方式
转变增长方式是我国目前四位一体任务中的重要内容。我国目前的转变增长方式，主要涉及到五个重点：
第一是如何从以成本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转变成为以技术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关键是推动技术创新，为技术创新创造法律基础（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财力基础（资金投入）、物质基础（实验室经济）、人才基础（人才制度）。
第二是如何从盲目强调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的单项开放的增长方式转变，既重视出口，又重视进口、既重视吸引外资，又注重中国资本走出去的双向开放体系的增长方式，关键是如何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与调整。涉及到调整贸易政策、进出口关税政策、外资政策、对外投资政策、外汇政策等问题。
第三是如何从单纯强调政府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转向同时重视社会资本和消费的增长方式，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与反垄断，彻底对社会资本实行平等且全面的开放。
第四是如何从高消耗能源与高污染的增长方式，转向节约与环境友好型增长方式，关键是如何推进节能与环保。涉及到能源政策与环保政策的调整，尤其是要大力发展节能环保类产业，推动这方面技术的进步。
第五是如何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社会矛盾突显的增长方式，转向公平公正与和谐性的增长方式，关键是如何解决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问题，社会公平与公正问题，效率与民生相冲突的问题。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探讨。
深化改革
无论是稳增长，还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实际上都离不开改革，都只有在深化改革中才能完成，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改革的内容。因此，改革实际上是目前的四位一体任务的关键，是贯穿于所有问题中的一条红线。如何深化改革？改革应该将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为总体原则，也就是整个经济体制要反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则。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为我国目前的深化改革，主要涉及到：
第一是政府体制改革，重点是简政放权，包括向社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企业放权，并且由审批制向备案制过渡，重新确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权力寻租的问题，消除腐败的体制基础。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政府并不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因而政府必须调整自身的权力、机构及职能。
第二是金融体制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外汇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对换、放开民营银行、改革上市审核制等，彻底改革金融垄断问题，将金融转向商务服务业，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下，金融业不是垄断部门，而是商务服务业。
第三是财税体制改革，包括税制改革和预算体制改革，税收与预算体制都要反映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原则，尤其是要重新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财政及地方的过高负债问题。
第四是城镇化改革，重点是人的城镇化，消除市民与农民的差别，首先解决2.6亿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包括实现民生享受的公平化原则等。尤其涉及土地等深层次问题。市场配置资源，必然会打破城乡界限。
第五是重塑经济活力，包括调整基本经济制度、国企改革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推动技术创新等。重点是重塑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解决民营经济的理论及地位问题。市场配置资源，必然会打破经济成分的界限与约束。
第六是对外开放体系改革，从单纯强调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的单向对外开放体系，转向既强调出口又强调进口、既强调吸引外资又强调中国资本走出去的双向对外开放体系，重点是调整进出口关税制度、将企业与个人作为对外投资的主体、加大沿边开放等。市场配置资源，必然会打破国界，推动国际分工的有序发展。
（文/魏 杰）
编者后记：
本文摘自著名经济学家魏杰教授近专著《走进深水区的中国经济》。该书论述了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化改革，市场决定论，混合经济体，转变增长方式，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观等等，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许多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解决之道，是一部值得企业家和经济界人士研读的好书。经作者同意，本刊今后还将选登其中的精彩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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