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花”与“绿叶”——漫话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

 有人说，北京的几大公园当然是“别有洞天”的。但是，我最爱逛的却还是北京的胡同。因为，那是北京最挂味儿的地方。挂的什么味儿？挂的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儿！

你看，长长的胡同两旁整齐地排列着古槐。早晨是“初日照高林”，傍晚是“绿树街边合”，垂檐覆地、蔽日参天。胡同两侧的四合院内，那又是另一番天地，静谧的院落，绿荫匝地，清凉沁人；院子中间放一个大鱼缸，鱼缸里红黑两色的金鱼摆动着尾巴，悠然自得地在水中游晃着，上面则是爬满藤萝的天棚。夜幕降临了，院子里的主人，拿起小板凳往院中间这么一坐，手里摇着蒲扇，听着蛐蛐悦耳的鸣叫……住在这样的地方，岂止是一种福气，简直是太有意境了。

如果没有了胡同、四合院，那还是北京城吗？

一、北京城——中国古代都城的最后结晶

北京城曾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元、明、清三代的都城。而明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被公认为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最后的经典之作。甚至被誉为“世界的奇观之一”“象征着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

中国古代哲学是以天、地、人作为一个宇宙大系统的，追求天、地、人三才合一，与宇宙万物和谐统一，并以此为最高理想，用以指导都城的规划和设计。北京城完全是在“天人合一”理念的指导下，又按照封建社会的礼制秩序规划建设而成的，而在规划建设中，象天法地的匠意和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又使北京城的规划布局别具特色，独树一帜。它以非凡的手法来集中体现出封建帝王“溥天之下，唯我独尊”的主题，并通过层层拱卫的城墙，形成紫禁城（宫城）、皇城、都城、郭城层层拱卫，又互相呼应、互相映衬的平面格局。“它将深沉的，对大自然的谦恭情怀，与崇高的诗意紧密地组合起来，形成任何文化都未能超越的有机图案”。

请看，位居北京城中心，崇高而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在数以千万计的低矮而呈灰色的四合院的簇拥下，形成了气势磅礴，蔚为壮观的皇都景观。而窜过四合院屋顶的树冠，又互相交织成一片绿色的海洋，使紫禁城越发地显得金光闪烁，光彩夺目。不仅如此，一条南起自永定门，北上穿过正阳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乾清门、乾清宫、神武门，越过景山中锋，止于钟、鼓楼，全长7.8公里的城市规划建设中轴线，又统领着全城的建筑，使之形成左右对称，有条不紊的城市肌理。这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规划建设中轴线，独一无二！

已故的古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曾不无感慨地说：“北京是在全盘的处理上，完整的表现出伟大中华民族的传统手法和在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这整个的体型环境，增强了我们对于伟大祖先的景仰，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对于祖国的热爱。”

我们知道，一个城市的规划主要体现在城市的主体建置和街道布局上。北京城的主体建筑就是宫城（紫禁城）、皇城、太庙、社稷坛、中央官署和皇家景观。它们代表着北京城的特质。而一个城市的街道布局又犹如人体的“骨骼”，它们在“脊梁”（中轴线）的统领下，架构成整个城市的交通脉络，同时又体现出这个城市的整体风貌。北京城门门相对所构成的棋盘式街道，是以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为依据的。它所体现的是封建帝王“皇权之上”“唯我独尊”的政治主体。东西平行的胡同，则成为主干道通往居住区的交通网络，快捷便利。这是总结了宋代以来，开放式街巷制街道规划的产物。胡同两侧既是一座座面向正南，背风向阳，呈封闭状的四合院院落。胡同和四合院在这里和谐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北京城里主要的居住形式。明清以来没有改变大都城的道路系统，也正证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是极具生命力的，在我国城市规划史上是一个至为成功的杰作。

纵观欧洲的古代城市，其间虽然也有宫殿城堡、教堂、公共建筑等，但是其城市性质却是以工商业和市场为主，围绕着主要建置的四周，则被许多自由地、漫不经心地，由市民自由兴建的住宅等等。它们的街道也是自由发展出来的，呈不规则的形态。而中国古代城市，特别是古代都城的发展，从它的一开始便不是一种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类型的城市，而是严格地控制在统治者手中，并为他服务的政治性城市。不但规划了宫苑区，也规划了居住在城市中的臣民居区（里坊）。当然对地方城市也同样规划了衙署和居民区。正因为如此，北京城不仅是中国城市模式的典型实例，也是尚保存于现代城市中，并仍在继续使用的古代城市规划的孤例。它在世界文化遗产上的价值，实在是已不存在可比性了。

北京城内宫苑、街道胡同、四合院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一个互为依存、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无疑是中国城市规划史上最为成功的范例。

二、胡同——北京城的“血脉”

《周礼·考工记》营国制度一节，对周王朝营建都邑的制度，

包括王城的形制规模、城门数量、交通干道网络，宫、市、祖、社的布局，“前朝后寝“制度等，都做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门门相对的主干道，呈“棋盘式”的街道和被其分隔出来的“小区”，便是都邑居民居住的基本单位。这个“基本单位”就是我国早期管理城市居民的“闾里制”。居民以五家为“一比”；“五比”为一闾（25家为一闾）。闾的四周围以高墙，四面（或两面）开有供居民出入的门，即“闾”，并设“里正”管理，早晚启闭。“闾里”又分“国宅”和“廛”。王公贵戚和朝廷重臣居住的地方称“国宅”；一般居民住的地方称“廛”。在一闾之内还有“闾左”“闾右”之分，平民和贫穷的百姓住在闾门的左面，富豪之家则住在闾门的右面。

“闾里”之中供居民之间互相往来的通道即是“闾巷”。

到了北魏年间，“闾里制”开始向“里坊制”过度。“坊者防也”。坊的四周仍筑有高大封闭的坊墙。坊门上挂有刻着教化之意的坊名匾额。同样设“里正”管理。日出时开坊门，日落时关闭。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曾在楚怀王手下担任过“左徒”和“三闾大夫”。这是因为楚国王族友脉中有“昭”“屈”“景”三族。他们在郢都内各有特定的居住区，分别称之为“昭闾”“屈闾”“景闾”，号称“三闾”。“三闾大夫”即是管理这个三个“闾”的官员。

我国古代城市的封闭式闾里制和里坊制度，从周代开始，一直到宋代实行开放的里坊制，先后延续了近两千年。闾巷也从坊巷变成了后来的胡同。

“胡”字，原是我国古代对北方和西部少数民族的一种泛称，即“胡人”。对那里出产的东西也都往往加以前缀。如“胡豆”“胡瓜”“胡桃”等等，甚至连生产的乐器也缀以“胡”字，如“胡琴”等。但是在北京把早先的闾巷、坊巷称之为“胡同”，却经过了上千年的演变过程。

北京从3000多年前作为商朝在中国北方的屏藩，到唐代成为军事重镇幽州，便已建有仿照唐长安城的里坊。史书记有：幽州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坊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内有闾巷，坊门晨起夜闭，禁止夜行，违者谓之犯夜。这种制度一直延续至辽、金。

金中都城由于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其里坊数亦增至62个。由于其所处的时期，正处于由唐辽时期的封闭式坊巷制向宋元时代开放式街巷的过渡期，因之上述的坊巷或街巷同时出现在其中，并因此而形成了中都城在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上的固有特点。20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对中都城址作了钻探发掘，证实中都城西南部新增加的城区的各坊，均为东西向互相平行等距离的街巷，而东部新扩城区则多为南北向平行的街巷，如保存至今的北柳巷、南柳巷、果子巷、魏染胡同、米市胡同、丞相胡同等等。

元忽必烈定都燕京，后又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城，并在其东北郊古高梁河畔以琼华岛为中心修建大都城。

元大都的规划建设完全恪守《周礼·考工记》有关王城规划的规制，同时又密切结合高梁河水系的地理特点。为了把古高梁河所形成天然湖泊全部揽入大都城内，便以湖泊东面的最远点，即后来的万宁桥（亦称海子桥）作为基点，往西以包括积水潭在内的距离作为半径，来确定大都城东西两面城墙的位置。只是由于东墙的位置又遇到了一片低洼地带，不宜筑墙，才不得不内缩。这样，在以万宇桥为基点，向南北延伸的实际规划建设中轴线之西129米处，即今旧鼓楼大街，又形成了北半城的几何中分线。整个大都城就是依据这两条中轴（分）线来完成规划建设的。

全城的街道都有统一的标准：“自南以至于北谓之径，自东至于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37-38米），小街十二步阔（18-19米）”。南北与东西的街道经纬相交成一个个棋盘格式的居住区。在南北两条街道之间开有平行的小巷（宽6-7米），这就是“胡同”。据《析津志》记载，全城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衚衕”（如果加上中都旧城原有的街巷，其数字显然已要大的多）。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所写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这样写道：“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屋舍，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拓展改造而成的。“洪武初，改大都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余九门依旧。”永乐十七年（1419年）展拓南城，即由今长安街南侧扩到正阳门一线。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又陆续修建了外城。使北京城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凸”字平面格局。从而也形成了北京城三个具有不同特色的街区：一是东西长安街以北至城墙，包括故宫、皇城和三海，是元大都的旧街区，且仍然保留有元大都时期街巷格局的遗迹，大街胡同，竖直横平，整整齐齐。东四北十二条，西四北八条和锣鼓巷地区的胡同就是较典型的地区；二是东西长安街以南至前门，是明永乐年间新开辟的街区，当时主要安排了大明门（大清门）至承天门（天安门）千步廊两侧的官署，而这一街区的西部即宣武门内街道，因受金中都城东北角和金口河元大都南城城墙护城河的影响，无规划的余地，只能因旧街地形修筑；这个地区的东部即崇文门内街道，则是在元大都东南郊的河道旧沟渠上形成的，因而也无规划可言。仅有贯通这一地区东西的东江米巷（东交民巷）、西江米巷（西交民巷）算是一条较为规正的街巷；三是明嘉靖年间新扩建的外城区，其南部的东西两侧安置有天坛、先农坛，西部是利用金中都东城的旧街巷，东部除了崇文门外以东花市大街北侧的上、中、下四条，仍仿内城旧胡同形式外，其它亦皆因河道沟渠旧迹而改建成街巷。前门外东长巷头条至四条，草厂头条至十条便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

据明嘉靖年间张爵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统计，北京城里有街巷1170条，其中被称为“胡同”的有459条，约占40%；清末在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北京城里街巷已达2211条，其中直呼“胡同”的有1211条，约占二分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人统计，北京有大小胡同7000余条。

这些胡同从街道分枝而出，深入到北京城的每个院落，把北京城编织成一个整体，形成了北京城独特的人文景观。

你看，那“五花八门”，雅俗与共的胡同名称，总会让人回忆起北京历史上的种种场景。他们既记录下了这个地区曾经的功能及其历史的变迁，也反映出了历史文化名人的沉浮和沧桑；既记录下了与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五行八作”，也描述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与人们的密切相关……北京的胡同真是一部值得人们去大书特书，细嚼品味的大书。

三、四合院——北京城的“细胞”

记得2006年10月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时，一位住在北新桥九道湾北巷的居民写信给有关部门，希望邀请非洲朋友到北京的四合院来做客，意在把我们四合院古朴祥和，其乐融融的和谐气氛，展示给来自给非洲的朋友。

这足以说明，四合院在北京人心里那份深入骨髓的感情，并把它看做是北京人的脸面。

四合院这种居住形式，从陕西扶风县凤雏村考古发掘发现了“中国第一四合院”算起，距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其后，四合院的建筑形制、体量等虽有所变化，但其四面围合的基本格局始终未变。而明清北京城的四合院可以说是中国庭院式住宅一脉相承的最后形式。

四合院这种用青砖灰瓦盖就的居住院落之所以在北京城里为最主要的居住形式，既与北京地处我国华北平原受季风气候强烈影响的地理位置有关，也与我国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家族观念密不可分。当然，它们更是都城规划整体布局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北京四合院的最大特征是中轴对称式的平面布局和密闭式的外观。

一般的住宅建筑大都由一个单位的四合院，或三合院自成系统。限于所处的社会地位和财力，建筑显得比较简朴。其宅门开在四合院院落的东南角上。而且常做成一间或半间的门道，也有的用砖雕、木雕等装饰。门扇多漆成黑色，上书红底黑字的对联，安有铜质或铁质的扣环。屋顶多采用硬山式，青瓦屋顶多用阴阳合瓦的形式。

庭院是布局的中心。这里不仅是采光、通风、交通的枢纽，而且也是休息和家务，如夏日乘凉、晒物晾衣，满足家族中“情相亲、功相助”等的场所。

四合院中比较高大而舒适的北房即正方，总是由家长居住；厢房分住晚一辈的儿孙们；倒座即南房，常用作书房或客厅。按照当时的习俗，正方与倒座视线不能相通。因此，在庭院中靠近倒座的一方，常常装设屏门或木影壁。

规模较大的四合院，常附有花园，而且多建在四合院的后面或侧面，其间有墙门和住宅相通。而且常采用建筑物的错落有致，回廊的旋回曲折，亭阁山石的巧妙布设，来达到花木扶疏、亭台掩映、曲径通幽的宁静气氛。

在四合院住宅的四周，都是由各座房屋的后墙及围墙所封闭，全不对外开窗户，且墙壁和屋顶都比较厚重。在庭院内则往往种植一些花木或陈设盆景，构成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室内还有炕床，以供取暖。对于气候较为寒冷的北方，四合院确实是一种既富有民族风格，又宁静实用的住宅建筑。就是到了现在，人们也总愿意居住在四合院里。

与南方和东北四合院将大门开在中轴线上不同，北京四合院的大门常开在东南或西北（胡同北侧的四合院大门开在院落的东南，胡同南侧的四合院大门开在院落的西北）。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既与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也与宋代以河北正定为中心且盛行于北方各地的“北派风水文化”有关。他们认为，住宅与宫殿、庙宇不同，不能在南面的中央开门，应以先天八卦——西北为乾、东南为巽作为准则。这种风水思想不但支配了晚清时期北京地区住宅的平面布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河北、陕西、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民居。不仅如此，北京四合院的院落基本呈方形，其建筑多为单层，其高度与院落南北向长度之比约为1:10；而其院落南北与东西向长宽之比却为1:1（山西约为2:1，陕西北部为3:1）宽敞的庭院不仅保障了房间采光的需要，而且也为人们提供了足够的活动空间。种植在院内的树木、花草既点缀了庭院，也拉近了人们与自然的距离。

北京的四合院在北京的历史中，不仅仅是人们生活居住的建筑，同时也是北京独特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们不仅反映在四合院大门建筑的大小规格、开间形制上，如广亮大门、金柱大门、蛮子门、如意门、随墙门等，也反映在门的建筑装饰和门墩、门联上。对此，作家邓友梅先生在其题为《四合院“入门”》的散文中，为我们作了精彩而切实的描述。他说，假如“您因事初次拜访一户人家。顺着胡同由远而近走过来，迎面看见这一家宅门，左边是八字形又高又大的影壁，影壁顶上是黑色筒瓦元宝脊，影壁下面是汉白玉的须弥座，影壁四边是雕的万字不到头的边框，往里又是砖雕梅兰竹菊花卉。影壁中心砖雕匾牌大书‘戬毂’二字。往右看好大一个门楼，门楼顶上起脊，屋角却没有仙人走兽。便知道这一户不是王府贝勒。可是往下一看，房檐下却是彩画的雀替，三幅云紧挨着走马板上悬挂的匾额。黑匾金字上写的是‘化被草木’、‘勤政爱民’，便知也绝不是百姓，而是一位官员的府邸了。再往下看，果然乌漆大门上兽面门环，门环旁漆书门对。上联写‘诗书继世’，下联对‘忠厚传家’，门框两侧楹联用的是‘书为至宝一生用，心作良田万世耕’，便进一步知道这是位科举出身文官。门上方两侧伸出精雕彩绘的门簪，门簪上刻着吉祥如意，门下边两边石狮把门，汉白玉石阶一直辅到当街。街边又有上马石、拴马桩。大门两侧凸出的山墙腿子磨砖对缝，上下都有雕花。两个墙腿子之间，门前顶棚之下一溜悬挂着四盏皮灯。”这一番描述，将四合院‘门第’的文化内涵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至于像“笔花飞舞将军第，槐树森荣宰相家”“帝泽如春”一类的门联，恐怕也只有在北京的四合院才能出现。

北京城里的四合院民居是由众多的，多重院落组合而成的。从一进院的最基本型到多进院，乃至数个多进院串连或并连而成的大型住宅。整个北京城便是由这些数以千万计的四合院院落组合而成的，并以其波澜壮阔的场景衬托着金碧辉煌的故宫。

北京四合院承载了我国有数千年历史的庭院式传统，并成为这一传统最高，也是最后的表现形式。它的存在不仅体现出了作为帝王之都的崇高庄重，也融合了对大自然的谦恭情怀，营造了绿色、和谐的人居环境。

有报导称，北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大小胡同7000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了3900条左右。近年来，随着北京城区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胡同正在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四合院的占地面积总计约1700多万平方米，占当时北京建筑占地面积的90%以上；到了2000年，北京四合院的占地面积仅剩下300万平方米，完整的四合院已经不到2万套。

这是两组非常让人揪心的数字——北京的胡同是否会因此而消失殆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四合院是否也会因此而岌岌可危！

如果“绿叶”都不复存在了，那“红花”还能有往日的鲜艳吗？

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更新的有机整体，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是建立在城市历史发展的基础上的。毫无疑义，我们在北京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保护好北京旧城这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使之流传后世、永续利用。这应该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领导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前不久，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建筑大师吴良镛先生语重心长的这样说：“北京旧城，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因此，北京旧城的改造，不仅要满足现代生活舒适的要求，还要与原有的历史环境密切结合。”“希望作为城市规划决策者的市长，都具有诗人的情怀，旅行家的阅历，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严谨、史学家的渊博和革命家的情操。”

作为清华大学的教授，这恐怕是他毕生从事城市规划设计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是他对人文北京的深切感悟。

我想，他的话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