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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作为一门学科，她的来龙去脉，包括发源、成长、现状和发展方向，对于如何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意义。
企业文化理论源自对经营业绩的拷问和对科学管理的反思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迅速起飞；七十年代，日本平稳度过了世界石油危机；八十年代，日本一举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在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日本经济不仅迅速赶上了西方的英、法、德等发达国家，而且还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超级大国。面对日本经济的咄咄逼人，美国人不得不承认，一个美国经济的霸主时代已经结束。震惊之余，美国人开始反思：作为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政治、经济都受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在国内资源如此匮乏的条件下，它凭借什么力量在几乎一切都是零的基础上迅速崛起，同时还保持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带着这样的疑惑与不解，美国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后派了几十位管理学专家和学者前去日本考察。考察的结果表明，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低于日本的原因不在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也不是因为物力、财力的匮乏，而是因为日本的企业管理更重视人的作用。日本企业中团队主义价值观比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更优越，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而这种企业管理差异的背后，实质上就是文化的差异。正是由于日本企业充分重视人的作用，形成了企业内部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也正是日本的这种企业文化，促进了日本企业经营业绩的快速提高和经济的迅猛发展。
企业文化对于日本经济的强力推动，使得美国人也迅速将目光聚焦在本国企业的文化上，发起了追求卓越、重塑美国的热潮。经过研究，美国管理学专家和学者注意到日美企业文化及其所形成的管理模式的不同。美国管理学专家和学者开始对日本企业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对本国企业管理模式进行审视和反思。
当时，科学管理模式在美国已经相当成熟。美国企业大多采用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科学管理模式。美国的企业管理模式与日本的企业管理模式相比，更重视企业管理的定量化、严格化、规范化和标准化，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精神和团队作用，压抑了创新。这种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灵活性，不利于员工创造性的发挥和员工与企业长期共存的信念形成。
1981年到1982年，相继有四本关于企业文化课题的研究著作出版，被人称为企业文化研究的“四重奏”。这四本著作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企业文化研究的热潮。
——《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美籍日裔教授威廉·大内著），该书分析了企业管理与文化的关系，提出了“Z型文化”、“Z型组织”等概念，认为企业的控制机制是完全被文化所涵盖的。
——《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特雷斯·迪尔和艾兰·肯尼迪合著），他们提出，杰出、成功的公司大都具有强有力的企业文化。他们在这本书中还提出，企业文化的要素有五项：（1）企业环境；（2）价值观；（3）英雄；（4）仪式；（5）文化网络。其中，价值观是核心要素。该书还提出了企业文化的分析方法，应当运用管理咨询的方法，先从表面开始，逐步深入观察公司的无意识行为。
——《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美国著名管理专家托马斯·彼得斯与小罗伯特·沃特曼合著），该书研究并总结了43家优秀的革新型公司的管理，发现这些公司都以公司文化为动力、方向和控制手段，因而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力量。
——《日本的管理艺术（The Art of Japanese Management）》（艾索斯和帕斯卡合著)，该书对美日两国的企业管理作了全面的比较，指出在管理的七大要素，即战略、结构、制度、人员、作风、技巧、共同目标，前面三个硬性要素，美日差别不大，而后面四个软性要素却相差很大。日本企业更善于模仿和学习，视质量为生命，追求长期激励，推崇竞争，容易通过妥协达到一致。
随后，企业文化研究在方法论和工具论上出现了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两种派别的争鸣：
一派是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沙因教授（Edgar H.Schein)为代表的定性化研究，他们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和深层结构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也曾提出进行现场观察、现场访谈、以及对企业文化评估的步骤等。
另一派是以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奎恩教授（Robert Qunn)为代表的定量化研究，他们认为企业文化可以通过一定的特征和不同的维度进行研究，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关于企业文化研究的模型，这些模型可以用于企业文化的测量、评估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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